姚敏：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华语社区与华语传承

Original 姚敏语言战略研究 2022-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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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4期

作者简介

姚敏

北京华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华语传承、华文教育。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华语社区与华语传承

提要 马来西亚在华语传承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堪称典范。马来西亚经历了从华人社会到华语社区的过程，马来西亚的华语社区和华语生活，保障了华语的活力和生命力，是马来西亚华语得到很好传承的重要途径。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马来西亚华语社区突破物理空间限制，华语传承模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新型华文传媒的作用更加凸显，华语的功能空间继续扩展，为马来西亚华语的传承与传播提供了新的动力。对马来西亚华语传承实践的研究有助于深化认识华语社区和华语传承的关系，可为全球华语传承提供重要参考。

关键词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华语社区；华语传承

一、引　言

近年来，华语传承研究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在以往的研究中，讨论多集中在华文学校和华人家庭的作用上。本文尝试从“华语社区”的视角来考察海外华语是如何在华人代际间传承的。“华语社区”是在徐大明（2004）言语社区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概念。徐大明、王晓梅（2009）使用了“全球华语社区”的说法，认为华语除了沟通作用，还有重要的认同作用，而“华语社区”最大的特点就是其成员对华语具有归属感和认同感。

“社区”这一概念源自是社会学，强调地域、人口、民族身份等意义；而“华语社区”则是根据社会语言学的标准来判定的。如此看来，“华语社区”既符合社会学定义的社区，又是一种强调具有语言特性的社区，是言语互动的实体。这个概念的提出有利于将语言学和社会学的各类研究有机结合，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独特视角。

马来西亚是公认的海外华语传承典范。马来西亚华人至今保持着相当高的华语水平，这得益于马来西亚华人家庭、华语社区和华文学校的共同努力。华人家庭是华语传承的基础，华语社区是华人进行华语生活的实体，华文学校为华裔新生代的华语学习提供了保证。三者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共同构成了“三角”关系，互为依存，相互促进。本文聚焦马来西亚华语社区，分析其形成历史，考察从华人社会到华语社区的变迁，以期总结马来西亚在华语传承方面特有的经验。当然，要讨论马来西亚的华语社区，就须先从社会学意义上的“华人社会”谈起。

二、从华人社会到华语社区

根据2020年的统计，马来西亚华人大约670万，占全国人口的22.6%，[1]属于当地少数族群中的“大户”。华人迁徙到马来西亚的历史已经超过300年。17世纪末，马来西亚被荷兰殖民。荷兰殖民当局很早就认识到华人“勤劳、质朴、节俭”（胡波2019：5）等品质，想方设法吸引华人劳力。17世纪五六十年代，柔佛就已经成为华人在马来西亚进行贸易的中心。英国人汉密尔顿曾谈到：“那些勤勉的人都是中国人，他们居住在自己的城镇里”（林远辉，张应龙2008：80）。可见，马来西亚华人在迁徙初期就已自发形成了华人社会。

注释：

[1]　数据来源：《马来西亚统计局报告》（Current Population Estimates，Malaysia，2020）。

中国人受农耕文化和宗族文化的影响，喜欢聚族而居，尤其是远在异国他乡，更需要抱团取暖。在异国他乡重建华人社会，有助于海外华人抵抗孤独，消除寂寞，共同防御攻击，保护自身权利。华人社会也在无形之中成为马来西亚华人的地域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早期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雏形是各个方言帮群。华人移民为交流方便，习惯按方言分成不同的帮群，如闽方言的福建帮、粤方言的广府帮、潮州方言的潮州帮、客家方言的客家帮、海南方言的海南帮以及其他方言群体，形成了一个个方言社团。各自的会馆为同乡提供休闲场所，组织祭祀、节庆活动。有的会馆为同乡新客提供食宿，为他们找工作牵线搭桥；有的还有治病救人、协助同乡婚丧嫁娶的功能。这些活动增强了同乡之间的凝聚力，延续当地华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情感。

然而，由于方言差异较大，不同地方的华人无法顺畅沟通，这也带来了很多弊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为方言问题，海外华人内部引发了不少矛盾、分歧甚至是械斗。晚清政府意识到民族共同语的传播和推广有助于加强海外华人作为“华人”的整体认同感，开始提倡用官话进行海外教育，并派遣官员出使新马等地劝学，以增强海外华人之间的凝聚力，促进海外华社的沟通、团结和融合（姚敏2017）。以此为契机，华人社会开始出现中华总商会、中华大会堂这样的大型组织机构，超越了地域藩篱和帮派界限，逐步形成更广泛意义上的华人社会，为不同籍贯华人之间进行华语沟通和交际提供了重要场所。

随着马来西亚华人的思想由落叶归根逐渐转变为落地生根，当地华人社会的发展也日臻成熟、功能渐趋完备，在诸多方面为华语的传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无形之中对一代代华人青少年进行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浸润。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在社会活动、公共服务、华文传媒、捐资兴学、语言景观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且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社会活动

华人社会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组织祭祀、信仰崇拜和节日庆典等活动。这些活动不仅创造了更多华人聚会交流的机会，也在无形之中将中华民族传统的祖先崇拜、民间信仰、宗族观念、价值倾向、风俗礼仪等刻入每一代华人心中，具有传承中华文化、促进身份认同、提高凝聚力等功能。

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组织是维系华人社会的重要枢纽，既包括综合性社团，也包括地缘、血缘、业缘、文缘及神缘性社团。这些社团活动比较频繁，地缘性与血缘性的会馆和姓氏宗祠每年都会定期举办祭祖、家庭日、节庆联谊等活动；宗教、神缘性社团脱胎于华人社会，不同宗教信仰的华人信众各自活动、互不干涉；文缘性的社团以文会友，用华语进行文学再创造，不仅为马来西亚华语的形成提供了养分，还创造出了别具特色的马来西亚华人文学；业缘性与学缘性的商会组织和文教青年团体则经常举办讲座、读书会、球赛、商业联谊等活动（郑达2010）。丰富的华人活动和社团互动促进了马来西亚华人解决华社问题能力的提升，给了当地华人底气和自信，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扩大华人的影响力。在这些活动中，华语都是重要的沟通和交际工具。

（二）公共服务

华人社会从一开始就是高度自治、高度自觉的。华人宗族观念浓厚，彼此之间有天然的默契。华人社会自然而然地提供了很多公共服务场所，如各种会馆、社团、药店、诊所、棋牌娱乐室、阅览室、图书馆、电影院等；同时还为各种商业买卖提供了交易场所，如各种各样的集市、商场、餐馆等。这些（包括华人开的小摊位）都为当地华人提供了最天然的华语交际场所，因为华语（包括汉语方言）往往是华人在这类场景中进行沟通交流的首选。

2020年6月，我们对一家典型的马来西亚华人家庭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线上深度访谈，包括音频、视频通话和文字信息交流。家庭成员中有一位是笔者的马来西亚学生。她是第三代客家移民，大学毕业后在一所华文小学当老师。其父曾赴英国留学深造，但对华人身份和华语都有很高的认同感，从小便送她去华文小学读书。她和家人的华语听说读写水平非常高，与国人无异。她的外公、爷爷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保持与热爱深深地影响了后代，其子孙对祖籍国语言文化有着非常强的认同感。她的舅舅可以写一手漂亮的书法。该学生及其家人认为，除了受家人影响外，居住地的华人社会也在无形之中帮助她巩固、实践了华语。华人社会的存在让她一直都觉知自己是一个“华人”。访谈中我们还发现，华人社会的语言选择在不同代际之间存在不同的特征。七八十岁的老一辈华人同乡之间更习惯用方言拉近彼此之间的亲近感；五六十岁的老人则更愿意选择华语作为交流工具，特别是与晚辈进行交流时，更是会主动选择华语；而年轻一代华人能说方言的则越来越少，他们在华人社会活动时，会自然而然地选择使用华语。有趣的是，从前小一辈与长辈交流时会主动选择方言，如今则变成了老一辈主动放弃方言而选择华语与年轻一代交流。总的趋势是：华语已经逐渐代替方言，成为更多马来西亚华人在华人社会沟通交流时的首选语言。

（三）华文传媒

华文传媒孕育、脱胎于华人社会，主要服务于华人社会，是华人社会产出的最大的文化产品。马来西亚的华文传媒高度发达，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也包括新型传播媒介和传播平台，为广大华人提供华文的新闻与消息，以华文为桥梁，构建起了马来西亚华人与世界、与中国和其他地区华人的连接，不仅提供了华人表达观点和立场的平台，也是华人之间进行沟通、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途径。

马来西亚华文报业位列东南亚华文报纸市场第一梯队，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市场空间广阔。据马来西亚世界华文媒体集团统计发现，大约有八成马来西亚华人读者订阅了《星洲日报》《光明日报》《南洋商报》和《中国报》中的一种，其中《星洲日报》订阅量最高，其他报纸之间竞争异常激烈。这种竞争已经从马来西亚市场延伸到了邻近国家，如《亚洲日报》成功打通文莱的报业市场，《星洲日报》则打通了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的报业市场（张艳萍2020）。除了纸媒外，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还孕育出了自己的华语电台、电视台和华文网络媒体、自媒体。这些华文传媒对于华语在马来西亚甚至是东南亚华语圈的传播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马来西亚华人对于中国的友好情感促使他们主动通过华文媒体了解中国最新的政策和动态，建立起对中国的积极正向评价，也在无形之中搭建了一座中马之间沟通、交流的桥梁。总的来看，华文媒体使得马来西亚华语固化、流通、传播到了纸张、电台、电视、网络等媒介上，为华语传承和传播提供了视觉、听觉和感官全方位的渠道，为马来西亚华语的传承、传播发挥了独特作用。

（四）捐资兴学

中国人向来重视子女教育，具有捐资兴学的光荣传统。早期华人移民在安身立命之后，首先考虑的就是子女教育问题。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萌芽期多以方言私塾的形式存在，后来逐渐变成由各自会馆出面组织兴建各种旧式学堂或书院。随着晚清政府教育新政的发布，官话的推行和新式华文学校的普及，海外华人社会也出现了创办新式学校的高潮。1901～1911年之间，马来西亚就有30多所华侨学校诞生（胡波2019：211）。新式学校一律采用国语教学，打破了以往方言社区各自为政、互不往来、语言不通的局面，更激发了华人社会捐资助学的热情。邹春燕（2018）也将华人的结社、捐资视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成功的重要因素。

时至今日，大部分华校还要靠当地华人社会的支持和帮助。每到重大节日，华校师生就会组织各种形式的活动深入当地华人社会募集资金。而在马来西亚，由于华人社会很好地保持了对中华优秀美德和尊师重教观念的传承，不断涌现出了像林连玉、沈慕羽、郭全强、林源瑞等许许多多不计个人得失、为华教无私奉献的民族英雄和热心人士，一代接一代不遗余力地支持华文教育。在华人社会的积极支持下，华文教育界还成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简称“董总”）和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简称“教总”）。尽管马来西亚建国后，政府担心华族力量太过强大，从政策上限制华文学校的发展，但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华人的共同努力下，仍形成了“华文小学-独立中学-华文高等院校”的完整华文教育体系。可以说，马来西亚华文学校是在当地华人社会中孕育、培养及其积极扶持、帮助下才发展壮大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成功离不开华人社会在财力、物力和人力上的支持。

（五）语言景观

本文的“语言景观”不仅指出现在华人社会的公共路牌、广告牌、街名、地名、商铺招牌等语言景观，还包括店铺、饭馆、茶室所特有的装饰、摆设，甚至是颜色的选择和使用等景观。这些景观对当地华语传承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王晓梅（2020）对吉隆坡唐人街语言景观的历时变化进行的调查显示，从殖民时期（1824～1956年）、建国后（1957～1990年）、全球化时代（1991年至今）唐人街语言景观的变化来看，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语言变化表现为：从华语单语（使用繁体字）过渡到中英双语，再演变为中英马三语。尽管华人社会的语言景观随着马来西亚华人在马来西亚社会中的角色变化以及语言能力的变化有所发展，但一直以来都坚持使用汉字（包括繁体字和简化字）。除汉字外，以前还使用方言拼音，近年来因为华语的普及和教育的需求，汉语拼音在华人社会中的使用也逐渐增多。华人社会独特的华语景观一方面显示了华语的优势，另一方面将视觉刺激转化为语言行为，从视觉上强化了汉字、拼音和华语的传承。除语言文字本身外，华人社会极具中国特色的庙宇、祖屋等的建筑风格，甚至是店铺装饰摆设及颜色的选择都还原了华人特有的文化信息。这些都在无形之中渗透到当地华人的生活之中，增强了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认同感。

三、华语社区：华语传承的稳定器

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无论是哪个方面，华语都是最重要的沟通工具，都始终作为华人社会重要的“设施”（徐大明2018），不管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还是社团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都会自然而然地使用华语，甚至华文传媒和语言景观都在无形之中带给当地华人对华语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华语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不仅是沟通的工具，更是一种认同工具。马来西亚华人一直认为华语是华人的母语（徐大明，王晓梅2009）。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已经不仅仅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也符合言语社区理论中对“华语社区”的界定，即马来西亚华人在对华语的认同与沟通之上共构的华语社区。马来西亚华语社区在华语传承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形成华语生活，保障华语传承

马来西亚华语社区可以说完整地涵盖了当地华人语言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提供了平台和场所，重要的是使华语走出家庭，扩展到生活领域、公共领域甚至工作领域，不断地运用，从而保持更加持久的活力。更不要说，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所形成的共识——鼎力资助华文学校的发展，这就使得华语传承进入到了理性层面。而学习这种华人的共同语反过来会促使华语社区更加团结在一个族群意识之下，而非分散的方言群体之中。同时，马来西亚华语的广泛学习和使用，也使其影响力波及东南亚，甚至更广阔的“华语社区”。

正是有“华语社区”这个重要的华语传承稳定器的存在，才使得马来西亚华语能够不只囿于华人家庭内部，也不仅仅局限于华文学校的学习上，而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平台和路径上不断深化，持续散发活力。在语言选择上从最初的方言林立到后来的华语通行，构建马来西亚华人整体意识，在华人社会中搭建表达社情民意诉求的平台，积极构建和发展华语社区，使华语主动成为中国和马来西亚两国交流的传播载体和桥梁，等等，这些都应当成为马来西亚华语传承可供其他国家华语社区借鉴的经验。

（二）构建华语认同，增进族群归属感

语言与族群和族群文化认同存在着必然联系，语言是族群及其文化认同的核心要素之一。马来西亚华语的形成和发展，对于马来西亚华人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马来西亚华人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形成与发展，也为华语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内在动力和良好的环境，两者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徐祎2018）。除了华语的语言知识外，华人社会所蕴含的中华传统民间宗教信仰、家族祭祀、节俗礼仪、价值观念等，都是华人礼仪习惯、言行举止的关键养成要素（王建红2020）。马来西亚华裔新生代除了能在家庭中使用华语，在华文学校学习华文之外，还可以在华语社区中用华语进行沟通、生活，浸润在华语景观所呈现的中华文化元素之中。华语社区所呈现出的中华文化思维、认知方式和归属意识，形成了一代代马来西亚华人对祖籍国语言文化深深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认同感和归属感又成为马来西亚华人将华语一代代传承下去的不竭动力。

四、华语传承新趋势：突破物理空间限制

纵观当今时代，世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变。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人类已经进入了智能时代。随着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技术的融合，物联网迅速发展，实现了万物互联，信息和资源的分享已经突破物理空间限制，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束缚。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人们虽然足不能出户，但信息的沟通和交流却不曾停滞。网络教育改变了学校教育的形式，而华文传媒已不再囿于华人社会内部，开始向主流社会传播扩散。这也为华语的代际传承转向不同族群之间的横向传播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李宇明（2016）提出语言竞争理论，将语言的功能空间分为5个层次：最底层是语言的最后营垒，第二层是语言保护层，中间层是语言的理性传承层，再往上是语言活力层，最高一层则是权威语言层。从上文分析来看，马来西亚华语社区所发挥的作用涉及除权威语言层外语言竞争的各个层次，这就为马来西亚这样一个多语国家的华语传承甚至是传播创造了极佳的条件。

（一）华文传媒功能的变化

在前文分析的华人社会5个主要方面中，华文传媒最为特殊，从功能空间来看，属于语言竞争层次较高的“语言活力层”。华文传媒虽然孕育于华人社会，但随着传媒技术的更新迭代和传媒事业的发展壮大，其传播华语的能力逐渐突破了华语社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约束，传播受众越来越广泛。从这个意义上说，华文传媒有突破华语社区固有物理空间的趋势。

传统的报纸杂志、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是有“守门人”作用的大众媒体，其语言既引导大众语言的走向，又及时反映着大众的语言创造。随着全球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网络平台、智能手机等新型传播形态的发展，许多新媒体、新平台应运而生。无论是华文网站、全媒体平台，还是自媒体交流渠道和年轻人喜欢的社交APP，都在不断用华语传播华人声音，讲述华人故事，传承中华文化。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新技术的推广使得华语媒体负载着大量信息冲出本地，向其他国家的华语社区传播。未来，华语传播的竞争恐怕要在网络空间进行。

在访谈中，笔者曾委托学生对周边华人做过调查，调查结果与我们的判断基本一致。目前真正阅读报纸等华文传媒的读者大多是60岁以上的华人，他们基本保持着阅读华文报纸的习惯；但60岁以下的华人越来越多地通过网络媒体来了解时事，30～40岁之间的华人更倾向于通过广播电视、网络新闻平台、社交媒体（如Facebook）新闻推送、YouTube新闻等获取资讯，偶尔会看报，而30岁以下的华人几乎不看纸媒，20岁左右的华裔青年则很少会关心新闻资讯，他们更喜欢刷抖音、看选秀节目、追剧等。据此可知，马来西亚华人对网络平台、社交媒体的依赖性越来越高，华文纸媒的历史使命似乎随着年轻人的成长趋于终结。

与之前传统媒体的受众人群有限不同，新兴华文传媒这种突破界限和疆域的特征，吸引了更多华人年轻人的关注，使得华语的受众范围更加宽泛，功能更加强大，影响力和传播力以数倍于从前的速度增加，科技的发展带动了华文传媒的发展，也必定会给华语带来更多的生命活力。如果想要继续做好下一代的华语传承，则急需从年轻人感兴趣的内容上下功夫，做出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华语优秀作品，才能在未来与马来语、英语的竞争中保持优势。

（二）华语功能的扩展

华人家庭是基石，基石动摇会影响整个华语传承的效果。华文学校属于华语的理性保护层，其特性决定了在这一路径下华语的传承是专业和规范的。而华语社区则发挥了更为综合的作用，是华人社交网络、人际关系、教学实践和语境资源的提供者，其作用涉及语言保护层、语言使用层和语言活力层。在马来西亚华语社区中，华语由家庭语言发展到了社区语言，甚至成为了社区工作语言，无论是华文教师、对华贸易的商人、华人文学的创作者、华文媒体从业者还是华人社会的建设者，华语的使用域都在不断拓宽，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在未来，华语如果能突破家庭和社区的使用，上升到更多华语社区以外的工作语言，与人们的生存发生更密切的关系，能够在华语社区的努力下提供更多有吸引力的华语文化产品，其传承和传播的生命力将会更加持久。

通过分析马来西亚华语社区在华语传承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一种语言仅仅存在于家庭之中，是非常脆弱的；只有在更大范围内活跃使用，广泛用于生活、交际、社团活动，提供语言服务，甚至形成语言产业，才能使这种语言保持足够的活力。马来西亚华语传承之所以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就在于马来西亚华语功能的发挥遍及华语社区的各个领域。而从发展趋势来看，由于华文媒体新技术的发展，马来西亚华语的功能有了两个方面的突破：一方面，从传播对象看，突破了华人族群，开始向马来西亚其他族群扩散；另一方面，从空间上看，突破了本国华族，向其他国家华人族群扩散。这就使得马来西亚华语传承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承，而是实现了华语功能空间的扩大，从而使其从本国本族内部的纵向传承转变为向他族和他国的横向传播。

从语言功能空间竞争视角来看，马来西亚华语传承占据了语言的最后营垒——家庭和宗教场所，语言的保护层——民俗活动和社区交际，语言的理性传承层——华文教育，语言活力层——大众传媒和社区语言运用这四大空间，如果华语可以努力成为马来西亚的工作语言，则会进入权威语言层，这样，马来西亚华语就会占据语言竞争的所有功能空间，形成华语传承助力华语传播、华语传播带动华语传承的良性循环，为马来西亚华语保持和应用提供不竭的动力。

五、结　语

研究马来西亚华语社区与华语传承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全球华语社区和华语传承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机制。郭熙（2017）指出，“祖语处于其他强势语言包围”之下。讨论一种语言的传承，前提就是这种语言是远离母语环境，处在多语环境或强势语言包围之下的。在这种环境下，一种语言的传承，如果只依靠家庭，是岌岌可危的。学校教育有助于将这种语言维持在语言的理性传承阶段。不过，仅有学校教育，没有这种语言的应用，没有开展这种语言生活的土壤，语言传承也很难得以延续。而华语社区正是语言保持活力的关键，是一种语言由学习上升到使用的关键渠道，是从应用到语言生活再到形成语言认同的重要路径。世界上传承做得较好的语言，亦多有较为完备的言语社区，如西班牙语在美国的传承。

从马来西亚华语传承经验来看，华语社区与华语传承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没有华语传承就难以形成华语社区；同样，没有华语社区也会影响华语传承。可以说，华语社区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要有用华语构成的语言生活。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华语社区”，就是因为马来西亚华人对华语和“华人”身份的高度认同，并且在华语社区用华语进行沟通、交际和生活，使当地华语始终保持活力。正是由于华语社区的存在，马来西亚华语才形成了华人家庭、华语社区和华文学校3个稳定的代际间纵向传承渠道。这些都给语言传承以启示：建构语言生活，努力形成言语社区，是一种语言在多语环境下能够上升到更高一级语言竞争层面进行传承的关键所在。

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华语社区逐渐发展出超物理空间的特性，不再囿于一地，具备了突破时间和空间局限的能力。这就为华语突破纵向传承，进行跨族裔间的横向传播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如能顺势而为，不断拓宽华语的功能领域，可能会出现传承与传播相互促进的良好互动局面。在马来西亚华语社区打破原有物理空间的趋势之下，可以预见，华语的影响范围会持续扩大，从某一地华语社区走向全球华语社区甚至是更为广阔的空间。随着传播范围的扩大，传播对象的增加，全球华语社区在未来该如何发展，才能顺应这样的形势，助力华语高质量地传承、传播？这或许是全球华语传承研究的下一个重要命题。

参考文献

郭　熙　2017　《论祖语与祖语传承》，《语言战略研究》第3期。

胡　波　2019　《马来西亚华侨华人史话》，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李宇明　2016　《语言竞争试说》，《外语教学与研究》第2期。

林远辉，张应龙　2008　《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王建红　2020　《东南亚华裔幼童华人身份养成——以马来西亚槟城闽粤华人为例》，《浙江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王晓梅　2020　《语言景观视角下的海外华语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徐大明　2004　《言语社区理论》，《中国社会语言学》第1期。

徐大明　2018　《语言是言语社区的设施——关于“语言识别”和“语言认同”的讨论》，《外国语言文学》第2期。

徐大明，王晓梅　2009　《全球华语社区说略》，《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2期。

徐　祎　2018　《马来西亚华语与华人族群认同的历时共变》，《文化软实力研究》第1期。

姚　敏　2017　《中国官方语言的演变对海外华文教育的影响》，《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2期。